測繪中國民族體質地圖
——記我國體質人類學家鄭連斌教授
跟鄭連斌老師初識于2006年秋天，那時我剛到天津師范大學攻讀碩士學位，雖然本科是學理科的，但我對民族學和歷史學比較偏愛，正好鄭老師的科研方向涉獵這兩門學科，選導師時，經過等待和爭取，我如愿以償成為他的學生。
隨著日常接觸的增多，我對鄭老師的了解也逐漸深入。
如果從1981年做本科畢業論文開始算起，鄭老師從事中國民族體質人類學研究已有四十多年了，科研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。在確定自己的科研方向上，《中國八個民族體質調查報告》這本書給了鄭老師很大的啟發，他曾回憶道：“序言中有句話‘民族體質調查研究意義的重大，不在人口普查之下’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于是我開始思索，這項工作我也能做。”1989年，鄭老師在內蒙古師范大學組建了生物人類學團隊。1991年，他的第一個科研項目“內蒙古蒙古族、漢族、朝鮮族和回族四個民族體質人類學與人類遺傳學研究”獲批，當時經費只有8000元。鄭老師非常珍惜這筆經費，帶領團隊第一次離開呼和浩特，去興安盟的烏蘭浩特市開展了東北漢族、科爾沁蒙古族、朝鮮族的經典遺傳學指標的調查，使這些族群有了自己的上眼瞼皺褶、內眥褶等經典遺傳學數據。那是團隊第一次赴野外工作，鄭老師后來回憶說當時自己心里是很興奮的，但也有些迷茫、忐忑，所幸首次野外調查還是比較順利的。
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第一個10年，是中國體質人類學發展比較艱難的階段。老一輩體質人類學工作者已陸續退休，加上微觀研究、基因分析等技術的發展，宏觀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空間被大大壓縮，沒有經費，一部分年輕人的科研開始轉向，一些具備良好研究基礎的體質人類學團隊解散，傳統體質人類學研究呈現冷落、蕭條之況。然而鄭老師卻心無旁騖，帶領團隊堅持下來。其間，他先后主持了“內蒙古7個民族18項指標的人類群體遺傳學研究”“中國僜人、克木人等6個人群的體質人類學研究”“中國11個少數民族體質特征的人類學研究”這3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。其中第一個項目的實施是鄭老師1997年調到天津師大后進行的，他帶領團隊去內蒙古呼倫貝爾盟（今呼倫貝爾市）、興安盟等地調查了阿拉善蒙古族等18個族群的舌運動類型、不對稱行為、頭面部觀察指標等25項人類群體遺傳學指標。2002年開始，鄭老師帶領團隊完成了布依族、京族、仫佬族等11個民族的頭面部、皮褶厚度等體質數據調查。2005年開始，他又率隊完成了莽人、克木人、僜人、布里亞特人、圖瓦人、云南蒙古族的頭面部、圍度等體質測量工作。正是因為鄭老師帶領團隊所做的這些工作，使上述族群有了歷史上第一份完整的體質人類學數據，助力中華民族體質數據庫的進一步完善。
我在跟隨鄭老師讀研期間，參加了僜人、圖瓦人等族群的體質測量工作，深刻體會到民族體質調查工作的艱辛與不易。第一次跟鄭老師出外做調查是去西藏，從跟當地民委聯系到入戶測量，他都事必躬親、全程參與。在進行僜人的體質調查時，為了讓數據樣本量多一些，我們一村又一村、一戶接一戶地轉，直至把能去的地方都跑遍。鄭老師對我們說，做科研就要有執著與堅守的精神，始終初心不改。他是這樣說的，也是這樣做的。我們所調查的地方有時車上不去，大家就下車背著儀器徒步前行；年紀最大的鄭老師經常快速走在隊伍最前面，他不想讓村民們等待太久。
是否主持過國家自然（社會）科學基金重大（點）項目，是考驗一個研究團隊科研實力的重要指標。1996年，在南寧召開的中國解剖學會學術年會上，在內蒙古醫學院（今內蒙古醫科大學）解剖學前輩朱欽先生的鼓勵下，鄭老師提出開展中國漢族的體質研究，得到了人類學專業委員會的認可。會后，鄭老師連續兩年申報關于漢族體質研究的面上項目，均未果，后來把研究對象鎖定為中國少數民族，但他研究中國漢族體質的想法一直未泯。2007年，鄭老師拜訪朱欽先生時又提起此事。朱先生說，一個面上項目難以完成漢族體質研究，不如干脆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，來完成漢族體質的測量工作。
漢族體質研究課題很大，單憑天津師范大學一個學校難以完成，鄭老師決定和內蒙古師范大學、遼寧醫學院（今錦州醫科大學）的同仁們合作來申報項目。2009年，由上述三所高校聯合申報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“漢族體質人類學研究”獲批，這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漢族體質調查。立項后，研究工作隨即展開。團隊跨越黑龍江省、吉林省、遼寧省等22個省、自治區，對31個城市漢族族群、36個鄉村漢族族群開展了指標較齊全、大樣本量的人體測量學研究，共測量4.3萬多個漢族成年人的頭面部與體部數據，通過大量翔實的數據破譯了漢族人體質“密碼”，也為生物學、遺傳學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基礎數據支持。該項目于2012年順利結題，鄭老師領銜編著出版了《中國漢族體質人類學研究》，這是國內第一部專門研究中國漢族體質的專著，為后世留下了21世紀之初中國漢族人比較詳細的人體數據。
長期從事田野調查研究，面對的是嚴峻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生活條件，但鄭老師很少有感到疲憊的時刻，對科研總是充滿熱情，如同科研道路上的“愚公”。2013年開始，他又帶領團隊開展了“中國革家人、摩梭人等9個族群的體質人類學研究”這一項目，對貴州革家人、西雙版納州傣族、川滇邊界瀘沽湖畔的摩梭人、新疆維吾爾族、西藏喜馬拉雅山區的夏爾巴人、海南臨高人、五指山下的黎族、甘川邊界大山中的白馬人、四川阿壩州的羌族等進行了體質人類學研究。
2015年，鄭老師團隊參加了復旦大學金力先生主持的科技部基礎性工作專項“中國各民族體質人類學表型特征調查”，主持課題“藏緬語族等少數民族體質人類學基礎表型特征調查”，完成了哈尼族、基諾族、白族、拉祜族、彝族等16個族群的體質人類學表型特征調查。除了頭面部與體部測量工作外，還有民族語音、頭部人像、生化指標、遺傳樣本、身體成分等項目采集工作，任務十分繁重。這項工作為中華民族表型數據庫的建立作出貢獻，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與應用價值。幾年間，團隊轉戰于云南、四川、貴州、西藏的大山里，辛苦甚于往常。鄭老師幾乎參加了所有的野外調查工作，考慮到他年事已高，團隊成員都勸他不用親赴采樣地，在后方坐鎮指導就好，但鄭老師為了確保調查順利開展，總是和團隊一起下村寨、爬高山、入森林、越河流，沖在田野調查的最前頭。
鄭老師常說，他在科研上取得的成績離不開前輩的無私幫助，特別是朱欽和杜若甫兩位先生的精心指點，他一直銘記于心。而他也以兩位先生為榜樣，對學界同仁，尤其是新人總是給予有力的扶持。幾年前，當徐飛教授團隊因為教學任務重，難以完成傈僳族、怒族、獨龍族體質調查工作，向項目組求援時，鄭老師二話不說，帶領團隊接下這個任務，第二次深入怒江大峽谷，克服重重困難，圓滿完成了這3個民族的體質測量工作。
在鄭老師身邊工作，收獲的不僅是科研成果，更有精神層面的激勵和振奮。鄭老師帶領團隊外出調查，少則二十天，多則一個多月，完成了一個個族群的體質測量，我們一起走過祖國很多地方，汗水灑在了一片片的熱土上。多年來，鄭老師培養的一屆屆研究生，接力耕耘在體質人類學的沃土上，在野外年復一年、一次又一次的奔波中，在辛苦工作的同時，接觸到鄉土的自然氣息，領略到少數民族的多彩風情，也欣賞了祖國山河的壯麗。這些經歷是學生們一生難以忘懷的。
鄭老師到天津師大工作后，擔任過生物系系主任，作為學科帶頭人建立了遺傳學碩士點，迄今已培養了30多位研究生，大部分畢業后投身于科研和教學一線。他還一手建立了天津師大體質人類學團隊，科研能力在國內民族體質人類學研究領域處于領先地位。四十余年如一日，鄭老師帶領團隊通過觀察、測量以及生物分析等方法長期研究我國各民族人口的體質特征，目前已開展了38個少數民族和22個省的漢族體質研究，獲得了超過6萬人的400多萬個有效體質數據，建立了全國最大的體質人類學數據庫，解決了我國沒有系統的民族體質表型記錄問題，原創性地勾畫出一幅詳盡的民族體質表型“地圖”，使天津師大成為我國體質人類學宏觀研究的“重鎮”。
鄭老師帶領團隊取得的研究成果，從體質人類學角度證實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斷融合發展，印證了我國各民族骨肉親情不可分割；通過民族體質數據數十年的前后對比分析，為國家民族扶持政策提供了體質數據支撐；展現了中華民族體質特征的共性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體質人類學依據。正因為對體質人類學的突出貢獻，鄭老師于2020年在上海人類學學會學術年會上榮獲業界最高榮譽“人類學終身成就獎”（即“金琮獎”）。
（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師）
【學人小傳】
鄭連斌，1948年生人，江蘇淮陰人。天津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，著名體質人類學家。1978年入內蒙古師范大學生物系學習，1982年畢業留校任教。1997年調至天津師范大學生物系工作。培養了天津師范大學與內蒙古師范大學兩支體質人類學科研團隊，科研能力在國內民族體質人類學領域處于領先水平。2019年獲天津市道德模范提名獎。2020年獲人類學終身成就獎“金琮獎”。2021年獲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、天津市優秀共產黨員榮譽稱號。帶領科研團隊相繼出版《中國漢族體質人類學研究》《中國蒙古族體質人類學研究》等專著。
來源：2024年8月9日 天津日報 第12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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