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若回溯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文化，古籍，是繞不開的題眼。紙頁里的文明履痕仍在，典籍中弦歌不絕，山河萬古，文脈存而至千秋。
據估算，我國現存古籍約有20萬種以上，數量超過5000萬冊件。修復現存損壞的全部古籍，需要300余年。
2018年5月9日，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揭牌，成為我國北方第一家古籍保護研究院，正如名稱所指，它培養的，是致力于專業從事古籍保護的年輕人。青年與古籍，構成這個故事的全貌，他們從時間的兩端出發，涉渡千載，在此相遇。
被文明的燭火長久地照徹過后，一個個微小卻持續的變化由此產生，如種子播撒。
事經久，人年少
新學期伊始，天津師范大學，在一堂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選課上，話劇《趙城金藏》正在上演。
劇中故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。駐扎在山西趙城廣勝寺附近的侵華日軍，虎視眈眈地覬覦著廣勝寺內的《趙城金藏》。八路軍戰士和游擊隊員經過4個多小時搶運，將5000卷藏經全部轉移，運抵安全地帶。此后，稀世珍瑰《趙城金藏》被安全地保藏和修復，與《永樂大典》《四庫全書》《敦煌遺書》并稱為國家圖書館“四大鎮館之寶”。
劇本是授課教師周余姣依據史實原創的，課堂上近50個學生，她特意設計了20多個角色，意在讓大半個班級都能加入。一節課有3個課時，最后45分鐘專門留給學生們排演。有的學生特別“能放開”，會主動加入動作設計；有的很興奮，聽說要“玩”，“眼睛都亮了”。
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青年教師周余姣
大家的專業各不相同，外語、教育、廣告、計算機……周余姣知道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會從事古籍保護，“但我希望學生心里有這個念頭，希望他們知道，古籍保護事業的存在”。
周余姣的課堂總與別人不同，她像是做負重拉練——三個大包，十多斤重，各類雕版、裝具、拓本、線裝書，塞得滿滿當當。“總想著多展示一點，沒準兒學生會感興趣。”她還隨身帶著小零食，作為學生認真聽講的獎勵。
有非古籍專業的學生問她，自己做了有關宋版書的畢業設計，可不可以請她來帶。還有學生課余寫了題跋研究的論文，拿給周余姣看。
“蠻好”，周余姣說道，“說不定，這些學生考研會報考古籍方向呢。”
古籍保護，對本科生來說也許是“念頭”，對碩士研究生而言，一旦選定該研究方向，意味著一只腳已經踏入這份事業。教師胡艷杰想知道，學生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選擇。
2023新學年第一堂古籍原生性保護課，她給研一新生們布置了一份特殊的作業：介紹自己，并講述為什么報考。
在收上來的20多份手寫紙中，有人因為看了古籍相關的紀錄片從而產生興趣，有人是在文博展覽中被一套宋刻孤本吸引，從而喜歡上古籍。
其中一份回答令胡艷杰動容。這個女孩是“三跨生”（即跨地區、跨學校、跨學科考取的碩士研究生），本科專業是父母選的，她并不喜歡。作業末尾寫著：“直到來這里，學了我喜歡的古籍方向，我才真正有了上大學的感覺。”
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青年教師胡艷杰
這些課，看似尋常，但來得珍貴。
老師是從不同地方被“挖”來的——胡艷杰曾在天津市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工作了17年，周余姣是中山大學、天津師范大學的雙博士后，還有來自北京大學、復旦大學、南京大學、浙江大學、南開大學等高校的博士，基本是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。
為使教學內容更豐富，古籍保護研究院開設了實操實訓的課程。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古籍修復師牛甲芝，負責講授古籍的裝幀與裝裱。上課地點在校圖書館古籍修復室，學生站得滿滿當當，牛甲芝索性把案桌搬到無人的走廊上。
破損的書，需要細心拆除縫線，逐頁補齊，再捶平，重新裝訂。牛甲芝注意到，其間從沒有人說笑，學生們各自把著案桌一角，彎腰站著，認真操作著修復工序。看到完成得好的，她的笑意從口罩后流露出來。
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古籍修復師牛甲芝
牛甲芝有常年戴口罩的習慣，除教學外，她還承擔著校圖書館日常的古籍修復工作，遇到破損嚴重的書冊，口罩得戴雙層，“絮化太嚴重了，像柳絮一樣，稍微一喘氣，紙渣就飛跑了”。牛甲芝今年38歲，因長期低頭工作，頸椎尤其不好，有時補了一天書頁，一抬頭，“瞬間覺得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轉的”。
手指摩挲過的文明向更遠處漫去。6年間，一批批畢業生接連步入各地博物館、研究院、紀念館，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古籍部、武漢大學圖書館古籍部、貴州民族大學圖書館特色資源中心等古籍保護一線崗位。
年輕的老師，年輕的學生，乃至更多的后來者，都在古籍中獲得綿長的滋養。
始乎博，終乎約
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的師生常提起一個名字——姚伯岳。
姚伯岳今年61歲了，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，額頭寬闊，總是笑瞇瞇的。他步子很穩，走路也快，講話卻很慢，會指著路面上的銀杏果饒有興致地點評：“還是應該種雄樹，雌樹會一直落果。”說完自己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哎，我總是愛瞎操心”。
姚伯岳（左）為學生答疑
下午2點，日光明媚，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12樓9號教室，20多個學生坐成一圈，上的是古籍鑒定與編目。
姚伯岳是該校古籍保護研究院常務副院長，他的課上不乏慕名來旁聽的人。大家知道，眼前這位老師，曾在北京大學與古籍打了大半輩子交道。
17歲那年，姚伯岳以內蒙古自治區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，讀研后，在北大圖書館進行專業編目實習。當時因條件受限，未編的古籍大多攤放在校內各個建筑的頂層，長久的雜亂無序，加之風吹日曬，輕輕拿起一頁，“土嘩啦啦地往下掉”。姚伯岳說，“心也跟著紙頁一起痛”。
破損、散亂的古籍，在姚伯岳腦海里揮之不去。22歲的年輕人暗自立誓，要做一名圖書館員，讓北大40萬冊未編書，能在書架上干凈、有序、安然地存放。
姚伯岳畢業后留校任教，講授《圖書館古籍編目》和《版本學》等課程。一有空，他就自己鉆進圖書館，給古籍進行編目。編目組的人見他是真喜歡，主動給他留了一張小桌、一把椅子，他掩不住雀躍：“用現在的話講，我也是有工位的人了！”
1998年，北大圖書館新館擴建完成，未編書的編目工作即將啟動，姚伯岳得知后，主動申請從教學崗調入教輔崗，告別講臺，任北大圖書館古籍部副主任和古籍編目總校。此后的20年里，他帶隊完成近40萬冊未編古籍的原始編目，發現了大量有價值的古籍品種和版本。
何為編目？散亂的古籍要一函函、一冊冊地配齊，破損嚴重的古籍要甄別修復。沒有函套的古籍要新做書套，版本要鑒別考證，古籍上的藏章印記要辨認著錄。要做主題和分類的標引，要給出典藏號中著者的四角號碼，書目記錄要掛接電子掃描的書影圖像。
古籍及其函套上有長年積攢的灰塵，也靠編目員吸塵去除，輕了，會除不干凈，重了，又怕損壞，對待古籍，像小心翼翼地捧著一個新生兒。有的館員因長時間手握吸塵器，大拇指都不會打彎了。
姚伯岳佩服捷克作家尤利烏斯·伏契克，“明知即將赴死，仍在獄中寫下《絞刑架下的報告》”。信仰足夠堅定時，內心也隨之富足和幸福，因而，姚伯岳總愛笑。
但學生們見過他流淚。
那是在一堂課上，姚伯岳回憶起在北大圖書館的時候，某天他突然發覺，身邊最年輕的館員，竟是1967年生人，很快，大家都會退休。而那時北大圖書館仍有近20萬冊未編書，如果不能盡快培養出新的接班人，不僅是北大圖書館，整個古籍事業將面臨斷代。一行淚不覺淌了下來，“我的前面有先輩可追隨，回頭一看，后面沒有人跟上，這是我最傷心的事”。
姚伯岳默默算著，當時全國僅復旦大學有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，高校里開設古籍編目課程的僅復旦大學、中山大學兩所，全國專職的古籍編目員不超過100人，而古籍數量超過5000萬冊件，培養一個合格的編目員至少需要5年……
雨中黃葉樹，燈下白頭人。
55歲這一年，姚伯岳告別了相伴38年的北大圖書館，來到天津師范大學。他要為古籍事業的后來者，點一盞燭燈。
學生在上古籍實訓課
繼以往，為將來
接勵見到姚伯岳，是在第二屆古籍保護學科建設研討會上。自成為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黨委書記后，她馬不停蹄地采買古籍相關的設備，邀請專家來開講座。
2007年“中華古籍保護計劃”在全國啟動后，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率先完成館內15萬冊古籍的普查與編目工作，其中10部入選《國家珍貴古籍名錄》。2014年，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入選“國家古籍保護人才培訓基地”，2016年入選第五批“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”。
“高校的工作是育人。一所學校對文化的認知，決定了它的學生們對文化的認知。”中國古籍保護協會副會長鐘英華說道。他認為高校是實現文化可持續引領的重鎮，通過青年化、現代化的方式開展教育，培養具有豐富文化意涵的年輕人。
帶著天津師范大學成立古籍保護研究院的構想，接勵和校領導多番拜訪姚伯岳，請他出任研究院帶頭人。同為圖書館人，對古籍有共同的眷戀，也有著同樣的心之所向——非為以往，非為現在，而專為將來。
一個成熟的圖書館人如同“雜家”，需既懂知識，又懂技術。姚伯岳形容，“心里首先要有一座圖書館，才能清楚手中未知的古籍應放在什么位置”。
卷帙浩如煙海，從業人數卻寥寥。鑒定、編目、修復、數字化傳播，古籍保護的每一個環節都面臨無法與存量匹配的“人才荒”，遠遠趕不上古籍折損與老化的速度。
若進一步盤究，人才困境指向多方面的原因——傳統的“師帶徒”模式培養周期長，方法也不盡完善；全國高校逾3000所，其中開設古籍保護方向的不到40所；彼時全國尚未設立古籍保護專門的學科，古籍保護作為研究方向分散在中國歷史文獻學、古典文獻學、信息資源管理、文物與博物館、圖書情報學等專業下。
沒有專門學科的弊端在就業時開始顯現。上的是同樣的課，學的是同樣的內容，校招時才發現，用人單位不看方向只看學科。譬如有的單位急需古籍編目員，專業要求僅限圖書情報學，那么文物與博物館專業古籍保護方向的畢業生就無法應聘。學科不明確所導致的匹配失敗，加重了古籍事業的“人才荒”，學生滿腹委屈，用人單位也覺可惜。
學生在做古籍裝幀練習
2024年1月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“古籍保護與文獻學”作為二級學科，納入一級學科“信息資源管理學科”下。古籍保護不再只是一個研究方向，而作為學科被正式建立起來。
求索的腳步還在繼續。姚伯岳認為，文獻學是靜態的，可以給各個學科做輔助，但古籍工作是動態的，范圍也更宏闊，古籍保護不能停留在針對實體的原生性保護，而應實現從“藏”到“用”再到“活”的飛躍，需要數字技術與人文內涵的結合，需要再生與傳播。以上這些，都是文獻學無法全面覆蓋的。
古籍保護具備交叉學科的典型特征。自然科學領域的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材料、計算機等，人文科學領域的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地理等，管理學領域的圖書、情報、檔案、文物等，以及藝術學、非遺技藝等，這些都與古籍保護有關，但每一個學科，都不能完全涵蓋古籍保護的全部范疇。姚伯岳希望，古籍能仿照文物學科，成為交叉學科下的一級學科。
成為一級學科還需多久？接勵只知道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而她明年就退休了。
古籍保護研究院成立以來，接勵幾乎全年無休，不斷考察調研，引進了一批青年人才，她懂青年教師的“痛點”，特意針對不同教學內容分領域引進。
“學科建設需要年輕人互相支持，咱別互相‘打架’，別幾個人都擠在一個領域里發論文做項目。”接勵說道。她用“請教”一詞來描述古籍保護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，“像歷史文獻學、圖書情報學這些‘老牌學科’已經很成熟了，我們像牽著大人的手走路的小孩”。
“小孩想領著大人走，還得等慢慢長大。”
長不熄，無改時
2023年6月，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，走進保藏古籍版本的蘭臺洞庫，叮囑工作人員：“我最關心的就是中華文明歷經滄桑留下的最寶貴的東西。中華民族的一些典籍在歲月侵蝕中已經失去了不少，留下來的這些瑰寶一定要千方百計呵護好、珍惜好，把我們這個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。”
中華載籍，其所以得垂世久遠，端賴先人之善保護。長久以來，因兵燹水火使保存至今者不足百分之一，但歷代先人青燈黃卷，苦心孤詣，使典籍得以存續。
后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
古籍版本學家、上海圖書館原館長顧廷龍曾言：“全國圖書館的古籍，沒有一家的家底是清的。”董桂存對此深有體會，他是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的青年教師，同時擔任古籍編目研習中心副主任。他坦言，外界得知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成立后，周邊的很多學校，乃至鄰區的公共圖書館，都會把古籍送來請他們幫忙。
學生對書頁進行修補
在海外，也存有一定的中國古籍，總數達數百萬冊。“古籍是孤寂的，只有我們去搶救，它才真正地活著。”古籍保護研究院青年教師凌一鳴，曾在2020年受邀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進行為期半年的學術訪問，參與該校所藏中文古籍的編目工作。他的想法很簡單，既然那里是海外中文古籍收藏的重鎮，就必須得來看一看。他希望通過中國人的努力，使世人知道，“這些古籍未亡，它們還存活在世”。
姚伯岳給每屆學生都講過一個故事：明末清初，常熟錢謙益的絳云樓收藏極為豐富，尤其珍秘孤本極多，堪稱當時天下私人藏書之首。藏書家曹溶曾想借閱某藏本進行謄錄，遭拒。誰知沒過多久，絳云樓不慎失火，萬數藏書盡焚。
“秘藏古籍百害無一利。”姚伯岳對此痛心疾首，只有以開放的情懷讓全社會利用古籍，才能做到真正的保護。他極力推動在校生成立了古籍保護學社和蒹葭讀書社，多年來，學生志愿者接力完成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、文學院古籍的編目工作，還積極響應中國古籍保護協會的號召，利用寒暑假時間，走出校園，幫助各地其他圖書館。這正是老師們希望告訴學生的——古籍是攤開的手掌，不是攥緊的拳頭。
授課第6年，姚伯岳仍堅持著做新課件的習慣，為一堂課，他準備了97頁課件。講課全程站立，3個小時后，他才敢喝一口水。
課后，大家圍著他問道：“您覺得自己成功了嗎？”姚伯岳哈哈一笑：“我這輩子就做了一件事，這才哪到哪！”
又問起一年來最高興的事，姚伯岳不假思索地回答，是研究院的三位老師相繼都有了孩子。
他語氣飛揚：“雖然這些小寶寶長大后不一定從事古籍保護，但真的，給我一種感覺啊，大家的生活紅紅火火，我們的事業，人丁興旺。”
課畢已是入暮，學生們意猶未盡，跟著姚伯岳走出教學樓。這是一個珍貴的瞬間：姚伯岳放緩了步子，身旁是四個學生，夜闌人靜，頭頂的月是千年的月。
來源：2024年5月24日 中國青年雜志微信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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